志愿服务管理应遵循“好人原则”还是“坏人原则”？

志愿服务领域同样如此。自《关于开展志愿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》发布以来，各地社工部门相继响应，部分甚至开设了24小时监督热线。民政部公开的公益慈善领域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中，多次涉及志愿服务内容；中央社会工作部也通报了多起志愿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案例，四川、辽宁等地亦陆续公布了本地违规案例。可以说，2025年是志愿服务行业监管最为严格的一年。

岁末，各地陆续发布志愿服务组织“白名单”，许多机构纷纷询问：“我们在白名单上吗？”“我们合规吗？”“下一步该怎么走？”

要回答这些问题，首先需理解2025年志愿服务行业为何走向“强监管”：

慈善与志愿服务领域近年来蓬勃发展，社会组织数量曾超92万家，近期虽以每年约2万家的速度下降，但志愿服务组织与志愿者数量仍快速增长。与此同时，诸如“买卖志愿服务时长”“成都少年志愿者平台卷款跑路”等事件屡有发生，严重损害行业声誉，阻碍其健康、高质量发展。

2017年颁布的《志愿服务条例》已难以适应当前志愿服务的发展需求，缺乏系统、细致的行业规范，难以有效约束各类行为。

长期以来，志愿服务领域监管力度较弱，执法依据不充分，专业管理队伍匮乏。

志愿者规模庞大，服务领域广泛，一旦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社会关注。例如，每年暑期“买卖时长”现象常成为舆论焦点。

因不熟悉政策而引发的风险时有发生，如非法募捐、应急救援保障不足、利用志愿者从事商业活动等。

在志愿服务高速发展期，行业并非没有负面现象，但过去的管理逻辑倾向于相信“大多数人是好人，坏人是少数”，不愿因严管少数而限制多数人的热情。如今，逻辑似乎发生了逆转——“坏人逻辑”逐渐主导，为防范少数违规行为，宁可整体收紧，甚至一定程度上抑制了“好人”开展服务的空间。例如，因个别组织“违规开展评选评奖”，部分地区便全面叫停志愿服务激励活动，导致“一放就乱、一管就死”，甚至出现“坏人管不住、好人被管死”的局面。

那么“坏人逻辑”何以成为主流？

恶性事件与重大舆情发生后，监管部门首要责任转为“控风险、保稳定”，“不出事”的逻辑压倒“多做事”，形成“宁可管死、不可错放”的导向。

严格的行政问责制下，监管者最“安全”的做法是制定一套清晰、统一、可追责的“禁止性”清单和审批流程。这直接催生了“负面清单过长、正面激励不足”和“一刀切”的管理模式，本质上是将监管责任通过条规“转嫁”给执行方。

面对数以百万计的组织、上亿志愿者构成的多元生态，精细化协同治理需极高的专业能力与管理成本。当行政力量不足时，退回“命令控制”模式成为最直接的选择。

但是，强监管对志愿服务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：

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平等协商、合作与共治。志愿服务在其中是主动的建构性力量，能敏锐发现社会需求，灵活创新解决方案。社会管理则更倾向于政府作为单一权威主体，对社会事务进行规划、控制和规范。志愿服务在其中容易沦为被动的执行工具，主要任务是完成行政指令。当行政干预过强时，前者会不可逆转地滑向后者。比如目前的志愿服务更多的是服务补缺型，而非治理参与型：志愿活动被局限在填充政府公共服务“缝隙”的范畴（如助老与助残服务等），其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之一发挥的深层治理功能被抑制。组织在实质上成为政府的“延伸手臂”或“外包执行方”，其独特的民间性、社群性和倡导功能被削弱。

严监管环境下，组织往往倾向于跟随政府导向，对自主创新心存顾虑，导致服务模式趋同、独立性减弱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下降。